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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避免市场化盲动

毫无疑问,市场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仍然是人类找到的最优资源配置机制。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便是市场威力的明证。在市场化改革推进了三十多年之后,我国经济中仍然存在相当多继承于计划经济的非市场因素。它们阻碍着市场的运行,扭曲着资源的配置。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增长缺乏持续性等诸多问题均与之相关。

这些因市场化程度不够而产生的问题,自然应该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不过,市场化改革究竟该如何推进很有讲究。不讲方法和步骤的市场化,虽名为改革,实则为盲动,非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还会让经济受损。

“次优理论”与改革思路

1956年,LipseyLancaster两位经济学家发表论文,系统阐述了“次优理论”。这理论说的是,如果一种最优结果以若干必要条件为前提,那么在所有条件都满足之前,并非达成的必要条件数目越多,状况就一定越好。

就现实经济来说,市场机制确实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市场的最优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条件之上的。“次优理论”告诉我们,除非这些条件都同时达成,否则经济状况并不会因为经济越来越接近完全的市场(达成的市场化条件数目越来越多)而一定改善。

听起来很简单的“次优理论”是指导经济转型的思维利器。在东欧国家从计划转向市场的过程中,出现了激进和渐进两派思路。这两种思路的理论根据都来自“次优理论”。激进派认为,由于市场经济所需的各个条件必须同时达成,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最优,所以市场化改革必须要方方面面都一步到位才能成功。所以对计划经济的改造应该是迅速而全面的,务求在短时间内把整个经济都转向市场。这就是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药方。

而渐进派的改革家则认为,设立市场化的法规虽然容易,但市场运转还依赖于习惯、文化等所谓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而它们的培育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市场经济所需的必要条件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具备,市场的最优无法迅速实现。因此,市场化改革要慢慢来,等各项条件都成熟了,再放开市场。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渐进派的正确。那些奉行休克疗法的东欧转型国家尽管付出了沉重代价,却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快速建立起成熟的市场机制。相反,之前不被看好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却取得了巨大成功。

不过最近几年,我国经济政策却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有不少人只看到我国传统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问题,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模式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只看到我国市场经济制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没有注意到造成这些差距的深层次原因;只顾着推进市场化,却没有仔细考虑市场化所需要的必要条件是否已完全具备。

这让我国目前的经济政策蒙上了越来越多“华盛顿共识”的阴影,逐步偏离了带给我们三十多年成功的渐进式路径。受其影响,现在的有些市场化政策有些有些急于求成,而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这样的市场化盲动倾向在经济调结构和利率市场化这二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调结构之盲动

我国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经济结构确实需要调整。但要平衡消费和投资,关键在于建立起调节消费和投资的市场化机制。具体来说,这种机制就是居民部门通过资本市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约束。从理论上来讲,资本市场连接了作为消费者的居民、和作为投资者的企业。企业投资太多了,会让投资回报率下降,进而压低居民从资本市场上获得的储蓄回报率。这样,就会抑制居民储蓄,刺激消费,令资源配置更加偏向消费。反之,如果投资不足,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会在资本市场中引导资源向投资倾斜。这种市场调节机制保证了投资和消费能在长期保持平衡。

但建立这种市场机制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居民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只有企业为居民所拥有,居民对企业才有话语权,才能制约企业过度投资的行为。这样,在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时候,资源才有可能从企业流向居民。而在我国,企业部门总资产的一半由国企所拥有。对于国企,居民部门没有实质性的所有权,也无法影响其投资行为。这样的局面之下,我国资本市场很难起到调节消费和投资的作用。

这一必要条件的缺失,意味着从逻辑上来说,我国很难平衡消费和投资。因为缺乏这种市场化的调节机制,人们甚至无法确切知道什么样的消费和投资比例才是平衡的。所以,正如次优理论所显示的那样,我国过去几年虽然施行了不少调结构的政策,经济结构却并未明显改善,经济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

利率市场化之盲动

近些年的利率市场化是市场化盲动的又一个例子。我国过去长期实行利率管制,让利率水平无法反映资金供求状况。不少人相信,这是我国金融资源向低效国企倾斜的主要原因。在这些人看来,放开利率管制,让灵活变化的利率引导资金流动,就可以提升资金的利用效率。

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通过利率来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关键在于资金需求方对利率变化很敏感。也就是说,企业在募集资金的时候,会仔细掂量利率水平。如果自己运用资金所创造的回报率还不及利率,那就不会借这个钱,因为借了也还不了。这样一来,资金就会流向那些回报率最高,相应也是利率出价最高的企业,从而最大化资金的利用效率。也正因为融资方对利率敏感,货币当局才可以通过调整利率来影响融资总规模,进而调控货币总量。

但我国尚不具备这一关键前提条件。我国金融市场中有许多利率不敏感的资金需求主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就是一例。这些平台公司以仅仅3%的总资产回报率,却在大量发行票息接近7%的债券。也就是说,他们的投资回报率甚至还覆盖不了融资成本。从市场规律来看,他们一开始就根本不应该发债。这种局面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这些平台公司承担了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投资责任,因而相应享受着来自政府的隐性担保。由于有政府兜底,这些平台公司在融资时就不怎么考虑利率。像这样的利率不敏感的资金需求方还有不少(国开行也是一例),占据了我国金融市场的相当比例。

由于这个关键前提条件的缺失,我国的利率市场化非但没有解决之前资金配置效率偏低的问题,反而成了金融体系的乱源。相比市场化的企业来说,平台公司这些政府相关的融资主体因为利率不敏感,反而能给出更高的利率出价。因此在放开利率管制后,资金反而更大比例地流向这些出高价的非市场化融资主体,加重资金配置的扭曲。而这些利率不敏感企业的大量存在,也让货币当局难以通过利率来调控货币总量,而只能继续用数量工具来做僵硬管控。去年6月“钱荒”正是央行在这一背景下主动紧缩货币所致。而钱荒之后资金面的收紧,又推升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加重了经济下行压力和金融风险。

中国要市场化,但不要市场化盲动

调结构和利率市场化的例子充分体现了,好的政策愿望并不一定带来好的政策结果。的确,我国经济目前碰到的种种问题都需要靠市场化的深化来化解。但我们需要的是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市场化的盲动。区分改革与盲动的标准,就是是否能够看清市场化所需的必要条件、以及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实事求是地推进市场化。

要知道,市场化改革绝不是一放了之那么简单。市场化改革是全面构建市场所需各种必要条件的系统工程。这些条件中,有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难以实现,有些又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来逐步培育。这时,恰当的改革策略应该等待条件成熟之后再推进。在这种情况下,慢就是快。

相反,那些不考虑实际情况,照搬西方的市场化,更应该被称为市场化盲动。它们非但不能实现市场化的最优,反而会让我国经济状况滑向更差的境地。这正如我国古话说的:欲速则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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